胡德夫：“没谱”的台湾民谣之父
南方周末 2006-07-20 14:54:42
□本报记者 袁蕾
他是个原住民，唱歌写歌的，长得像流浪汉，唱得像吟游诗人，他是台湾文化史的一个标志。当所有的人都在学唱美国人唱的歌时，他开始和几个朋友谱自己的歌，写自己的词，表达自己的感情。这个“自己”，指的是他脚踩的土地，他熟悉的人，他信仰的东西，他习惯的语言。人们因他的才华而特别“宝贝”他，但是他的艺术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现实生活特别坎坷，头都白了，才出第一张作品。
———龙应台《在一个文人的城市里》
余光中这样形容他———“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”。
7月17日，在广州举行的第六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颁奖礼上，这个大风箱，顶着满头白发，深情地歌唱。全场观众则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。
在颁奖礼上，56岁的台湾民谣歌手胡德夫第一次获得内地的音乐奖，而且一得就是两个———最佳国语男歌手、最佳民谣艺人。
颁发最佳新人奖时，嘉宾席上有人打趣：“为什么最佳新人奖得主不是胡德夫呢？”
2005年发表的《匆匆》，是这位从艺近40年、被誉为“台湾民谣之父”的老音乐人生平第一张个人专辑。
孩子白天上课 父母晚上受训
50年前，台湾屏东大武山的卑南族小朋友胡德夫刚上小学。他爱哼哼父辈们常唱的卑南族民歌。但每当他开口唱歌，总会遭到老师无情的打击———“你唱的不是音乐！”
老师不止打击他，还打击他的爸爸妈妈。他父亲是卑南族，母亲是排湾族———他现在经常自称“卑排族”的由来。当地原住民热爱歌唱，除了胡德夫，还出过张惠妹。
但在当时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，想唱自己的歌都不容易。胡德夫对那时的教室留下这样的印象：白天给小孩子上课，晚上给爸爸妈妈上课———老师每晚把族群中的成年人拉到一起，让他们学国语、学音阶。
黑板上画着“哆来咪”的音阶，老师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教他们———“那时候有谱的东西才算音乐”，老师们从来不认为这些成年学生们其实是天生的世界级歌手。
“老师还要打分，还有人不及格”，这种音乐给胡德夫造成了极大的恐惧，他对“有谱的歌曲”产生了长达一生的抵触：“1980年代，有唱片公司想让我谱曲，找人帮我填词，一首歌给我2万元，我就是写不出来，我的歌就是没谱。”
但胡德夫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唱歌。在教会学校淡江中学读书时，他参加了唱诗班———那里对学生唱什么管得没那么严。
一直到1970年代，除了万沙浪在歌厅闯出了一点小名气，原住民民歌在台湾的发展一直不顺利。
1970年，胡德夫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。一进大学，他就爱上了英国民谣和西洋音乐。
当时，他的父亲准备开刀动手术。为了给父亲凑手术费，胡德夫四处找地方赚钱。恰好万沙浪服完兵役，重返歌坛，要在六福客栈酒吧重组乐队，需要一个合音的人。
“以前我只把音乐当兴趣，一想到音乐也能赚钱，当然再好不过了。”胡德夫前往应征，“万沙浪爸爸和我爸爸认识，大家都是卑南族的，他就说一起来唱吧。”
“万沙浪主唱，我在旁边弹电子琴给他合音。”工作很简单，听着听着胡德夫也想上台唱唱，他后来称这个时期为“预备歌手”。
“万沙浪的英文歌唱得非常好。”驻唱六福客栈几个月后，万沙浪凭《风从哪里来》一夜成名，成名的概念是，歌手一般一个月赚3000元，万沙浪赚3万元。“万沙浪的生活一下变了，路边吃鸭舌头的生活就没有了。”胡德夫回忆说。
万沙浪成名后，不继续弹唱，乐队正式解散，胡德夫得再找工作。
其实他已有了两份工作：白天在纺织厂当文书，负责撰写对外贸易信件；周五晚到朋友的铁板烧饭馆看店。
后来，他得到第三份工作———哥伦比亚驻台机构的咖啡厅驻唱。
这三份工作加起来，月收入约3000元，刚好够他父亲10天的医疗费。
咖啡厅请人每周一三五唱拉丁歌曲，反响不错，这个唱拉丁歌曲的也认识胡德夫，就推荐他每周二四六晚上来唱。没有人竞争，胡德夫顺利地拿到这份工作———在酒吧角落里哼唱一些美军电台常播的英文歌。
来喝咖啡的人很多，来听歌的艺术家更多，“洪小乔在整理歌谱，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，张杰在画荷花，张艾嘉逃学过来听歌”，那时包括胡德夫在内，都是学生。
一筷子插出“校园民谣运动”
身兼三职的生活过了差不多5年，胡德夫认识了李双泽———跟他同岁的美术系学生。李双泽和胡德夫一见如故，他劝胡德夫少唱英文歌，多唱卑南族自己的歌。
“他让我唱卑南族的歌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们有什么歌。”从小一唱自己族群音乐就会不及格的胡德夫，终于想起了父亲小时候教的《美丽的稻穗》。那是他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唱“自己的歌”，得到别人赞扬。
“你会发现当时被教育制度否定的东西，被朋友那么喜欢和重视。于是，就找更多的歌。”胡德夫对音乐有了重新的认识，“原来不是哆来咪才是音乐。这个感觉很激励我。”
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厅越唱越火，电视台也赶来对他进行了报道。当时台湾只有几个电视频道，胡德夫顿时变得家喻户晓：“我到西门町逛街，总会遇到有人找我签名。”
1976年，电台DJ陶晓清在淡水文理学院组织了“民谣演唱会”，胡德夫是被邀请演唱嘉宾之一。偏又凑巧，胡德夫头天晚上跟女朋友一家吃火锅，遇到前来滋事的流氓。胡德夫跟流氓们大打出手，打架的结果是，他的背上被插了根筷子，由于失血过多，从楼上摔下来，牙也掉了、腰也伤了、脸也开花了。虽然性命没有大碍，但第二天是肯定无法上台了。胡德夫惟有求助于李双泽，让他上台代唱。
“那天演唱会开始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在唱西洋音乐，李双泽应该很窝火，他私下埋怨我们是早就知道的。”胡德夫回忆说，
轮到李双泽上场，他拿着一瓶可口可乐，没有唱歌，而是质问台下的学生：“我们在菲律宾，喝可口可乐，听这些歌；在西班牙，喝可口可乐，听这些歌；在美国，喝可口可乐，听这些歌。现在，在台湾，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，听这些歌。”李双泽把可口可乐猛地砸在地上，“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？”
台下的人完全愣住了，没有人想出什么是“自己的歌”，李双泽就起了《国父纪念歌》的调子———这是台湾人小学课本第二页的曲目。
第二天，台湾大学校园爆发了“唱自己的歌”的大规模讨论，大家开始暗地笔战，乡土论战开始，学生开始自己写歌。这就是台湾民歌历史上有名的“可口可乐事件”———台湾校园民谣时代从此开始。
差点用炸药炸死自己
“绅士淑女、珠光宝气；牛排滋滋作响，刀叉杯盘交错；胡德夫在钢琴后，钢琴随着旋转台转……”李双泽用了很多形容词，来表达自己的痛心疾首———胡德夫居然沦落到安于在台湾骄奢淫逸的餐厅卖唱，虽然这个餐厅是全台湾最高档的。
1977年是胡德夫一生最富的一段时间。那时，李双泽去了国外，胡德夫也从咖啡厅转战到餐厅。当时高档餐厅的经理月薪是7000新台币，胡德夫一月至少能挣7万新台币，“那时，我6个月就可以买套房子。”胡德夫说。在唱片工业还没形成，现场演出是歌手主要谋生手段的年代，胡德夫得到的待遇算是顶级了。
李双泽回来后，胡德夫没有告诉他自己有多郁闷：“身边的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，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”这种郁闷持续到1977年9月10日———李双泽去世。
“李双泽在海边救了一个溺水的美国人，美国人救起来了，他却溺水身亡了。”胡德夫认为李双泽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首歌完全是一语成谶：“我从大山来，你从海边来，你为什么在海边醒不过来？”
李双泽死后，胡德夫彻底脱离了流行音乐，抛弃了富足的生活，加入到李双泽的师妹杨祖薥(“关怀台湾雏妓”的社会活动中，为被卖到城市当雏妓的原住民女孩募捐。这个杨祖薥(，也是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，她是第一个得到官方许可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台湾歌手。
1980年代蓬勃高涨的民主运动让胡德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：创立原住民权利促进会，为原住民寻求权益———民谣一半成了运动的目的，一半成了手段。
1984年，民主运动告一段落，台湾经济蓬勃，再之后，卡拉OK热潮从日本刮到台湾，年轻人有了太多选择，台湾民谣到达最低潮。但在胡德夫看来，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：“运动之后，我发现我的家庭已经破碎了。”
“破碎”，不是妻离子散，而是濒临妻离子散。热心参与社会运动的那些年，他不但停掉了收录音乐的工作，还到处无偿唱歌。作为运动领袖，他还得负责提供场地给大学生开会、讨论。穷学生们经常吃住在他家，胡德夫的积蓄很快见底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家里只能靠太太拉琴赚钱。
其实只要他愿意，完全可以到“体制内工作”——当时台湾政府为了笼络运动领袖，给他们安排了各种“休闲工作”。分派给胡德夫的，是到县市管原住民登记。“我跟他们说我不去，让那些学这些的人去吧。”骨气并没有给胡德夫带来任何好处，他的脊椎和脑部旧伤复发，得了脊椎炎，脊背上长了严重的骨刺，每走一步都要靠四角拐杖支撑，甚至医生都不敢开刀。
“我带两个小孩子投靠80岁的爸爸妈妈，心一下子就在漂泊了。”胡德夫住到了台东父母家。“中枢神经扎到末梢神经的时候是很痛的，那时有人开山造路，我甚至想让他把炸药拿来我帮他点——我真的想炸死自己。”
台东以含有多种矿物质的温泉出名，胡德夫就在家里挖坑泡温泉，在沙地上做伸展运动：“到了第三年，我终于把骨刺都治好了。还记得那年发大水，我把拐杖扔到水里，自己跳到水里，好多人都吓坏了，在岸上喊——‘胡德夫投河自杀了！’水又黑又急，没有人能救我。他们不知道我那是高兴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！”
“在那样的苦日子里，你根本不想再唱什么了。”恢复劳动能力之后，胡德夫没有心情唱歌，他找到了新的养家方法：卖水。既然台东水质好，胡德夫就把水装桶，一桶一桶运到台中，再一桶一桶搬到客户楼上，收入也还算不错。有时候，在回程经过屏东碰到那里的原住民聚在一起唱民歌，他就会停下来听他们唱。听歌还有另外一个好处，他发现屏东山上的水也不错，于是开始就近取水。
蓝绿在台下共同跟唱
多年杂工不能减轻胡德夫给家庭的沉重负担，孩子读小学他都没有办法管：“我记得那天还是中秋节，我把孩子从家里领出来，送到儿童之家。我知道那天之后我就要跟孩子分开了，送完之后，我跪在地上呼天抢地，我跟上苍说，给我一年时间，带我回去唱歌，一年之后我来接孩子。”
两天后，8年没有跟他联系的制作人王明辉打来了电话，让他回去录歌曲。那年是1994年，胡德夫录制了单曲《摇篮曲》。
胡德夫的运气很好，当他再次回到民谣的时候，两年后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引发的Enigma事件，让台湾原住民音乐被动地“兴盛”起来。
1988年，台湾原住民音乐人郭英男受法国文化之家邀请到法国演唱。法国人听了他的歌非常感动，盛情邀请他到录音室把这些歌录制保存下来。不仅法国人喜欢，德国人、美国人也喜欢。1996年，亚特兰大奥运会选用了德国Enigma乐团的《回归纯真》(Return To Innocence)作为主题曲。郭英男这才发觉，这首歌的旋律，就是自己1988年在法国录下的《老人饮酒歌》———Enigma乐团撷取了郭英男的原音，填上了歌词，就变成了自己的《回归纯真》。
等到郭英男发现时，距离《回归纯真》首发已经3年，唱片已经卖出上百万张。
“原住民歌很长时间都被娱乐观光化，他们很悲哀。”《匆匆》的制作人熊儒贤说。郭英男对Enigma的诉讼和奥运会的侧面鼓励，让台湾原住民音乐开始被全世界范围关注，台湾唱片公司也开始觉醒，他们把原住民集合起来，投入资金做“自己土地上的歌”———熊儒贤当时在魔岩唱片公司，负责的就是这件事。
唱片公司的确雄心勃勃，也很有使命感，但好景不长，2001年全世界唱片业遭遇滑坡，台湾很多唱片公司纷纷垮掉，“魔岩”再也没有人力物力去发掘原住民音乐了。
“我们都是那个时候被塑性的工作人员，觉得这些原住民歌声不见了就太可惜了。”熊儒贤也没有钱，她的方法是：给阿杜做音乐企划，这边收到阿杜的企划费，那边就拿去补助原住民谣演唱会开销。
30年前，娱乐资讯不发达，人们习惯了到酒吧或者咖啡厅听音乐；30年后的今天，人们习惯了用耳塞听音乐，胡德夫和他的原住民朋友，没有出过专辑，当然不会被大众知道———他回到了50元都拿不出来的窘境。
即使这样，以胡德夫为首的原住民歌手仍然坚持到学校唱、到公园唱、到书店门口唱，并且分文不收。他们也要生活，“大部分原住民歌手都有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力”，养猪、种菜、卖水、打杂工———郭英男的本职依旧是种植槟榔的自耕农。
直到2005年4月15日，55岁的胡德夫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《匆匆》，并在台北为此举办了个人演唱会。演唱会的盛况令很多人吃惊：除了大批名流赶来捧场外，台下更汇集了大量蓝绿两营政坛人物。这些几乎不会同场出现的人物，一起用手打着节拍，跟着台上哼唱——30年前，他们远不像今天这么势不两立，都是听着胡德夫及其朋友们的民谣成长的年轻学子。
《匆匆》收录了从他小时候开始唱的《美丽的稻穗》等12首歌——如果胡德夫答应录制一些近年来的歌，专辑早几年就出了，“这些歌不陈旧，它们从来没有出版过”胡德夫说。
专辑是在胡德夫母校淡江中学小教堂录制的。现在这个教堂已经废弃了，胡德夫带着录音设备和乐器，白天听着蝉声酝酿感情，夜阑人静的时候开始录制———没有一应俱全的录音间，每首歌都必须一气呵成录完，两天他们录完了20首歌。
2006年台湾金曲奖，胡德夫获得6项提名，并打败周杰伦，凭《匆匆》获得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作词奖。
胡德夫和他的原住民歌手朋友们，从每月一两场演出，变成了每星期两三场演出，印制的3万张专辑已经卖了2万张，基本达到收支平衡。
专辑出版后，台湾很多知识分子动用自己的“特权”，用各种方式，在各种场合介绍胡德夫和《匆匆》。
《康熙来了》至今最不搞笑的一期就是胡德夫当嘉宾的那一集。“我惟一一次自己想做的就是原住民歌手胡德夫。我不要他好笑，我就是让他来把歌都唱了一遍，那是我用特权做了不适合‘康熙’的事情。”主持人蔡康永对本报记者说。节目播出后，收视率果然是有史以来最差的，但蔡康永并不后悔，“他已经快60岁了，再不做就真的迟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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